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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陆文龙

1953年夏天,我们村的十几户农民组织起了“互助组”,组员一致推选我父亲当组长。

所谓“互助”,其实是换工(村民称“盘工”),今天我帮你,明天你帮我。农活的种类很多,有车水,莳秧、搂草、割稻、掼稻等等。盘工自带工具,不留饭。这种盘工的方法在农忙时尤为重要——根据各家的需要,几个人或十几个人到某家地里,集中力量在一天内干完某一农活,明天又换一家,这样不仅功效高,而且能抢季节。我父亲主要是根据各家农事的需求,统筹安排,尽量使每家都满意。

那时没有会计,给别人干了活怎么记账,怎么算工酬呢?我父亲想了个土办法——写工票。每天干完活,黄昏,组员都到我家来领工票。当时我读四年级,是组员里唯一的“念书人”,父亲就要我为大家写工票。

工票的纸是父亲到南货店去讨要的包装纸,赭黄色,较厚,裁成扑克牌大的纸片。那时我还没有钢笔,笔袋里只有铅笔和毛笔,可铅笔字淡而不清,不宜写工票,父亲要我用毛笔写,可那时我只写过“描红”,虽然写得有点模样,但从没有练过小楷。我说:“我不会写小字。”父亲鼓励道:“先试试,也许能写好。”无奈,我只好硬着头皮试试。我用“金不换”在砖砚里磨好墨,掏出中楷毛笔在砚里蘸了几下,在昏黄的棉油灯下开始写工票。父亲在一旁口授:“第一行写‘陆康男家莳秧’。”也许是心里紧张,我握笔的手抖抖瑟瑟,好不容易写完了6个字,可有大有小,歪歪扭扭,而且“莳”字写成了“时”。坐在对面的福林叔探头一望,夸奖道:“小脚色写得真不错!”其实他根本不识字,但受此鼓励,我紧张的心放松了许多。父亲又说:“第二行写‘壹工’两字。”那时记工,有点像“大寨评工”,不管力大力小,都是一工,组员之间从不斤斤计较。第三行写“陆康男出”,意思是陆康男付出的工票。最后一行写父亲的名字,我想,这大概是作见证人吧。名字下,父亲用一枚梓树小方章盖上印,上面就留下了“陆松寳 ”三个红字。至此,这张工票就算生效,待墨迹和印色干后,交给陆康男,他再分发给“互助”他的人。

工票一般每月结一次,到时,组员们带了工票到我家,相互抵换。例如,陆海根持有陆洪兴出的20张工票,而陆洪兴持有陆海根出的15张工票,两人抵换后,洪兴还有5张工票在海根手中,就按当时的工值付给对方钱或米,然后收回工票,自己收藏或销毁。

我为互助组的叔叔、大伯们写工票,完全是义务的,时间长了,我和几个年轻的组员成了好朋友。有位叫陆明明的小伙子,是个能挑300多斤重担的大力士,农闲时常到我家来玩,有时带来煮熟的野菱或鸡头子,边吃边听我父亲讲“薛仁贵征东”的故事。冬天,池塘里结了冰,有时,他会敲下一块筛子大的厚冰,边上钻个孔,系了绳子拎到我家,挂在茅檐下的树钩子上,让我当锣玩,如果敲碎了,过几天他又会补上一块。

到了1955年,互助组的组员都参加了初级社,社里有了会计,从此,我就不再写工票了。

60多年过去了,童年时的许多事情已渐淡忘,但写工票的那段短暂经历却一直记在我心中,成为我美好的记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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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责任编辑:浦斐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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